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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形态的转换看“{扬州}八怪”与“海派”的异同正在上海海派艺术馆展出的“八怪回响——从扬州八怪到海派艺术”，是扬州珍藏的扬州八怪书画首次大规模亮相上海。在近日海派艺术馆举办的“八怪回响”研讨会上，评论家张立行从市场形态的视角就“扬州八怪”与“海派”的异同进行了撰文分析。
在“四王”占据正统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扬州画派”和“金石画派迅速崛起，与之分庭抗礼。世人确实可以从“海派”的身上看到“扬州画派”的影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派”在不知不觉间实现了和“扬州画派”在艺术精神和市场发展的对接。
“扬州画派”的崛起，依托的是扬州商业的繁荣。自隋唐以来，扬州就以经济繁荣著称，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发展，又呈繁荣景象，成为东南沿海商业重镇，富商大贾云集于此，尤其以盐业兴盛，繁华富庶，甲于天下。文化艺术也随之兴盛起来。文人墨客汇集扬州，创作诗文书画，载誉全富商大贾对精美的工艺品、珍宝珠玉、书画墨宝着力搜求，大量的画家纷纷前来扬州淘宝。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其时本地画家及各地来扬画家稍具名气者就有一百数十人之多。“扬州八怪”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如同“海派”开始带有贬义一样，“扬州八怪”的提法刚出来时也带有-定的贬义色彩。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开始褒多于贬。“扬州八怪”出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因为商业的发展，商人的支持，文人可以放弃仕途，通过书画艺术谋生。“海派”的崛起和“扬州八怪”的出现有相似之处。“海派”也是在上海开埠后商业经济飞速腾飞的情况下产生、发展的，由于商业中心的转移，画家们也随之从扬州、苏州等传统大城市转移到新兴商业都市上海，走向艺术市场的脚步显得更加从容自如，鬻字卖画的职业画家的规模也更大。
但是，“扬州八怪”与“海派”在市场形态上还是有根本的不同。我们都知道郑板桥公布自己制定的润格的故事，他当时对自己进入市场的书画进行明码标价，明确了商品化诉求。可以说，《板桥润格》是个革命性的举措，打破了了横亘在文人和商人之间的界线，使艺术价值透明公开地以商品价格的方式呈现出来，但仅依据《板桥润格》的出现还不能说扬州艺术商品化的过程已经走到了完成阶段。
据中国美术史论学者赵卿先生的研究，一个完整、正规的、稳定、公开的书画市场在“扬州八怪”时期并没有形成。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类似于标明润格具体数字这样的事情，当时其他画者是否也如郑板桥同样如此运作，还没有找到广泛的证据。而在“扬州八怪”时期，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依然盛行，是书画交易的主流。这是由于扬州盐商富贾是扬州最有钱的消费群体，他们努力“咸近士风”，成为了书画市场上的最大买家。而盐商旗下拥有众多私家园林，不仅是画家雅集的集会场所，也是书画交易的主要场所，书画交易换来的不一定都是金钱，例如华嵒客居渊雅堂、玉玲珑山馆；李葂客居贺园，黄慎居于贺园和美成草堂；汪士慎的《巢林集》由马氏玲珑山馆刊刻，金农《画竹题记》由江春镂版行世等等。显然，盐商富贾其实更倾向于避开赤裸裸的经济考量，而选择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来获取艺术品。而另一方面，作为艺术品的生产者，书画家在金钱和物物交换中也同样会选择后者。
如据《雨窗消意录》记载，作为八怪之一的名画家黄慎，一日，“赴友人饮，见其邻腐肆之女而悦之。囊无姿，不能致也。乃画一仙女，张之装裱之肆。盐商以重值购之不可，问其所欲，则以实告。商因买腐肆女，易之。”这样看来，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依然盛行于扬州，如果不是如此，郑板桥也不会在润榜中附带注明“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这样的话了。事实上，当时的书画市场上的交易更多是诉诸一种偶然性，没有正规公开透明的商业体制的保障，主要依托熟人的关系，因此也容易发生纠葛。画者卖画能赚多赚少，更多靠的是人情关系，市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价规则体系。书画交易不是单独个体向许多匿名的群体卖画，而是往往发生在熟人圈子的体系里。
而到了“海派”时期，上海的艺术市场开始出现了现代商业模式特征，艺术品交易和流通已显示出充分的现代市场商品化性质。一是上海涌现了许多与现代的画廊功能非常接近的固定经营店，比如“笺扇店”。二是上海出现了诸多联接书画家、商人、社会名流、艺术品收藏者的俱乐部性质的文化沙龙，为书画的流通提供了另一个很好的渠道。三是书画家自发成立的形形色色的社团，这些社团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以群体的力量向买家推销书画作品。这时的上海艺术市场，画商跟画家之间突出显示的是一种合作共谋、共赢的关系。各路画商、画会在捧红画者事情上做到了因势利导。因此，公开润格只是海派画者踏入上海艺术市场的准备工作而已。
在上海艺术市场，谁能有效地利用商业化制度、平台，谁就有可能赚大钱。最突出的例子是吴昌硕，从1914年到1922年，也就是不到十年间，他的润格翻了三倍还多。当然，“海派”时期的艺术消费者结构也比“扬州八怪”时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型：从传统上的商人、士大夫、乡绅地主阶层，变为了以社会中上层为主的市民阶层。这些市民阶层的参与，为海派书画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大的市场，而这个市场不是依靠偶然的、熟人关系或者以物换物的封闭半封闭的循环，而是完全以公开的货币价格作为交易方式，对一切创作者和消费者都是透明、平等的一视同仁。这也是中国书画从“扬州八怪”时期的市场到“海派”时期的市场的一次现代性的转换。
（作者系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本文据作者为海派艺术馆“八怪回响”学术座谈会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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